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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争议基本原则及解决方案
日期:2013-9-4人气:1

一、商事争议基本原则

(一)私法自治的强化:(2009)民二终字第3号

私法自治是民事主体得以其自主意思形成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实现在私法领域自己决定的自由。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且不有悖于公序良俗,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而法律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干预。在商法领域,私法自治体现得更加明显,民商事主体在从事经营活动过程中有权自主决定经营事项并安排其权利义务关系,公司法给予了公司章程更为宽泛的自治空间,就是商法中私法自治得到加强的有力体现。

最高法院(2009)民二终字第3号案(贵州捷安投资有限公司与贵阳黔峰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大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贵州益康制药有限公司、深圳市亿工盛达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确权及公司增资扩股出资份额优先认购权纠纷案)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审判方向。此案件的争议焦点虽然是股权增资扩股决议是否有效,但其背后的实质是对公司章程自治空间的范围的认可。尽管公司法没有规定,但在公司章程中已经给予安排的事项,在不违反公司强行法的前提下,应当遵循公司章程的安排。因为股东作为投资者应当是经验丰富的商主体,他们有能力也必然会对法律规范留白的各种权利义务做出事先安排,在商法框架下,这种强化的私法自治就是公司章程自治法优先适用规则。

但自由并不是无止境的,私法自治的强化必然有一定限度。那么商法中私法自治的限度在哪里呢?从哪种角度来判断公司法中的强行法呢?我们觉得,公司章程自治的界限问题,应当考虑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公司独立人格的维持,如果公司章程的安排已经改变了公司正常的治理结构并有可能导致公司独立人格丧失,则应当判断无效。

(二)商法中的外观主义原则:(2011)民提字第316号

外观主义原则,是交易行为的效果以交易当事人的行为和交易事项的信息外观为判断标准,从而保护交易相对人基于外观信息的信赖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在民事法律行为的架构之下,存在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两种判断标准的博弈。意思主义主张探求当事人内心意思,这种判断标准固然体现了理想的制度设计诉求,但在现实实践中却极有可能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并危害交易安全。因此,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确立以表示主义为主、意思主义为辅的判断标准。出于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表示主义的客观化视角逐渐扩大到主体资格、权利等各项信息,从而发展成外观主义原则。外观主义原则在商事交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诸如表见代理、票据的文义性、证券交易的不可撤销性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证,外观主义原则也成为商事案件中法官做出判断的重要尺度。

最高法院(2011)民提字第316号案件(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支行与太原市大复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是体现商事外观主义审判理念的经典案例。本案牵扯到借款担保合同纠纷,判决难点是抵押合同是否有效,要判断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就要首先判断表见代理是否有效。按照民法中表见代理的一般理论,表见代理要件构成需要三个要件,即本人可归责性,表见代理外观,第三人善意无过失。但考虑到商事交易与普通民事活动的区别,在审判过程中表见代理的判断标准一定存在着民商区分。本案中王某私刻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然属于恶意,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复盛公司的放任行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最高法院认为,大复盛公司在明知王某私刻公章的情况下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令其交回公章并销毁,对王某可能利用公章继续进行对外民事活动的行为保持漠视态度,同样存在严重过错,因此构成表见代理。

在商事表见代理关系中,在本人是公司或者其他商事组织的情况下,由于公司在组织结构上的复杂性以及公司长期对外经营的稳定外观,作为外部的第三人很难判断其内部人员的真正权限,如果公司不主动纠正或声明这种代理权限名不副实,那么基于外观主义原则的相关法理,应当判断表见代理成立。

(三)保护营利的商法理念:(2009)民二终字第12号

保护营利商法理念,是基于商主体与商行为的营利性的特征,商法应赋予商行为的实施主体获取合理收益的权利。在商法理论中,可将这种保护营利目的的商法精神称为保护营利理念。商主体存续发展必须以营利为基础,以营利为目的成为商主体成立的前提。保护营利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民法制度中所倡导的未约定则无偿、公平正义等社会主流价值并不协调,但这正是商法理念与民法理念的差异之处,树立起保护营利的商法理念,对于维护积极良性的商业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最高法院二审(2009)民二终字第12号案(河北源泰矿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金泉支行、河北金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金沙河面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的判决反映了保护营利的商法理念。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25条中“复利计算不予保护”的规定是否适用泰源矿业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民通意见第125条适用于自然人之间借款之间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作为商事交易主体的建设银行和矿业公司来说,则需要基于保护营利的商法理念进行审慎判断。

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之间的金钱借贷主要区别就是民事主体之间的借贷关系偶然而短暂,并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商事主体之间的借贷关系一般长期而且具有持续性,更重要的是以营利为目的。要体现保护营利的商事理念,就要充分考虑商事活动营利性的需要,允许商事主体在金钱借贷关系中做出更加符合自己利益追求的安排。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采用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借贷管制规则作为判断依据,从管制法角度进行了间接的民商区分,明确民通意见第125条规定的适用范围限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不适用于金融机构与法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保护营利的商法理念。在目前的金融经济环境下,民间融资借贷已经成为金融机构之外另一种重要融资方式,对民间借贷的管制固然非常重要,但在不影响金融秩序的情况下,对于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人借贷,最高法院的判断尺度应当适当放宽。

(四)商事加重责任::(2009)民提字第40号

商事加重责任理念的确立,是基于商事主体和民事主体在市场判断能力与经验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如果忽视这种差别,一味地给予公平对待,必然会造成交易结果的严重失衡。商事加重责任的理念要求对商事主体给予更加苛刻的要求。具体而言,在商事活动中商事主体的注意义务要明显高于民事主体。商法规范通过对商事主体注意义务的拔高,给予在商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事主体以必要的制度保护。

最高法院(2009)民提字第40号案(招商局物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上海宏飞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宝铁储运有限公司、焦玉明合同侵权纠纷案)属于体现商事加重责任的典型案例。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招商物流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要确定物流公司的赔偿责任,则需要确定物流公司违反了合同履行中的注意义务。最高法院认为,招商物流公司作为专业的监管人,在接受质物时应当对质物的权属进行检查,事实上招商物流公司在移交手续中没有发现质物虚假的事实,而开具了质物清单,从而导致了招商银行宝山支行的最终损失。作为专业的质物监管人,对质物权属的审查是其进行日常监管的前提条件,招商物流公司显然没有进行应有的审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商事主体的判断能力和注意义务因为其长期营业的原因而远远超过一般民事主体,因此在判断商事主体的注意义务时应当基于商事加重责任的理念,从一个领域内专业从业者的角度给予最为严格的判断。本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让人信服,最终通过让招商物流公司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的方式再次明确了商事加重责任的理念。 

二、现实商事争议的解决

(一)违约金条款的法律效力

在我国商事交易实践中,当事人为促使合同得到实际履行,有时会自愿设定较高的违约金。但长期以来,法院或仲裁机构往往会依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的规定,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30%的即可认定是违约金过高,从而将违约金降低到不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范围内。尽管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条已对此作了一定修正,但仍将造成损失的30% 作为基本的判断标准。这就使得当事人之间基于风险考虑而自愿设立的违约金条款往往被不当干预。

事实上,当事人之间在合同中约定高额违约金,正是当事人之间在对相对方的履约能力不信任的情况下,为促使合同的订立与履行所采用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担保方式。如果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动辄认定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而进行合理干预,无疑是不当地介入到当事人之间的经营关系之中,替代经营者的经营判断,而以自己的判断标准来寻求所谓实质正义。因此,在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对违约金条款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若简单地将该规范适用于商事法律关系,可能将导致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做出有悖于当事人私法自治理念的非正义性裁决。基于强化私法自治的理念,法院在处理商行为或商事主体违约金问题时,应当允许当事人之间的自主安排。

(二)经营场所承租权的法律救济

发生经营场所承租权纠纷时,虽然可适用我国《合同法》及不少地方政府制定的房屋租赁条例的相关规定,但因相关法律规范均未充分考虑到经营场所承租权所包含的营业资产价值,该类纠纷的法律适用往往会陷入符合形式正义却有悖于实质正义的司法困境。

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地方立法的规定,经营场所承租人虽可获得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及优先承租权的法律保障, 但在计算同等条件时,却根本不考虑经营场所承租权中所蕴含的诸如客户网络积累、前期经营累计投入等特殊营业资产价值。应当说,《合同法》中关于不动产租赁的制度设计依然维持了较为传统的所有权中心主义,所有的租赁条款设计都体现了对房屋所有权的全面维护,而在承租人方面也仅仅只是考虑到以民事居住为主的“买卖不破租赁”条款。这种条文结构明显忽视了现代社会中日益活跃的以商事营业为主的经营性租赁,在商事营业租赁中,商主体为了其自身经营考虑,往往从一开始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装修、广告以及客户口碑的积累,发展多年后才有可能形成的客户资源以及品牌效应也许会因为房屋所有权人在租期届满时不再续租的决定而化为乌有。

(三)明星代言的法律责任追究

在我国普遍存在着的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现象,长期以来都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无法有效追究代言人的法律责任。为此,在《广告法》还未能及时修改的情况下, 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在《广告法》对此作相应修订后,虚假广告的代言行为固然可得到法律规制,但其理论基础却不能仅仅定位于共同侵权责任或不作为侵权责任。

事实上,在明星代言广告以及以专家、患者名义进行的证言式商业广告活动中,行为人均具有明显的获取高额收益的营利目的。基于商法中的加重责任理念,经营者所承担的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应比一般民事关系当事人更为严格。依此广告代言人应就其代言的商品履行审慎的审查义务,否则应就该项作为义务的违反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在虚假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追究方面,若引入商法理念,将大大简化法律裁判时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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